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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網評】避免被帶進病毒源頭“國籍”之爭的死胡同

                來源:中國網    2020-04-03    作者:楊新華 蔣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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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網評論員 楊新華 蔣新宇

                新冠病毒從哪里來?這是一個重要而又嚴肅的問題。

                北京時間4月3日,新冠確診病例數突破百萬關口,疫情已席卷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多個國家呈現暴發形勢。從疫情發生以來的3個月里始終未曾平息的“病毒源頭”之爭,隨著全球疫情形勢的更趨嚴峻,也反復在國內外輿論場上成為焦點。

                人類與傳染病的對抗史,也是一部溯源和揭露病原的歷史。與歷史上的大流行病相比,新冠病毒誕生的時代,已經是醫療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正是由于分子生物學研究成果和基因測序科技突飛猛進,以及人工智能、大數據對流行病學調查的賦能,為科學家進行病毒溯源提供了豐富的工具,也使“新冠病毒源于蝙蝠”這一初步結論很早就浮出水面。

                即便認為源頭是蝙蝠,人們也需要進一步搞清楚中間宿主、病毒突變歷史、病毒如何進入人體、病毒變異趨勢等一系列問題,這有助于了解病毒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有助于研制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和藥物,否則人類就難以真正擺脫病毒的威脅。這也使得病毒溯源成為具有“拐點意義”的重要任務。在SARS疫情消退之后,正是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團隊歷時十年,才最終鎖定SARS病毒來源于中華菊頭蝠。

                但在國內外的媒體和輿論場,對病毒源頭的追溯早已超出了科學的范疇。輿論往往呈現一種慣性:把“病毒源頭”理解為“疫情發生地”或“零號病人所在地”,進而,把新冠病毒貼上地域和國家的標簽,把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責任歸屬到具體國家。

                從最早暴發疫情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到美國、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每一次病毒源頭的“新發現”都引起輿論的劇烈騷動。而一系列疫情政治化、國家污名化的輿論操作,更是把公眾的注意力帶離了抗擊疫情的真正戰場。

                借“病毒源頭”進行的疫情政治化操作,尤以美國部分政客對中國的污名化為甚。包括總統特朗普、國務卿蓬佩奧在內,都曾在推特和公開言論中頻繁使用“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等稱謂,甚至試圖推動把“武漢病毒”寫入G7外長會議聯合聲明等官方文件。知名政客污名化中國的“示范效應”,與部分西方媒體深度偏見的報道一起,給美國和國際輿論注入了一劑“政治病毒”,讓中國的國家形象遭到一波又一波惡劣攻擊,由此引發的種族歧視也讓許多國家的華人和亞裔群體在疫情下的處境更加艱難,“到處都是仇視的目光,和新冠病毒一樣可怕。”

                給新冠病毒標注“國籍”,無疑隱藏著賦予疫情發生地“原罪”的險惡用心,從而可以持續收獲大量“紅利”。中國在投注舉國資源和作出巨大犧牲實現對國內疫情形勢的有效管控后,迅速“投桃報李”投入全球抗疫的“下半場”,向相繼暴發疫情的許多國家提供醫療專家和物資。但在一些西方媒體的報道中,在臉書、推特等主流社交平臺上,來自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大愛和義舉往往被貶損為“贖罪”和帶有政治目的的“口罩外交”。即便在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權威人士反復確認中國在疫情初期的反應足以稱“快速”、措施足以稱“果斷”、與國際社會共享信息足以稱“透明”的情況下,部分美國政客和媒體仍在反復攻擊中國“捂蓋子”“不透明”,意圖讓中國背負疫情全球化的“無限責任”。

                在美國國內疫情大肆蔓延,累計確診數量遙遙領先其他國家且不斷攀升時,面對來自國內社會的批評聲浪,由“原罪”論鋪墊的輿論基礎,讓前期疏于盡職的美國政府和政客隨時可以推卸責任,“甩鍋”中國屢試不爽。

                而在國內輿論場上,“病毒源頭”的不同說法也輪番出現,諸如“美國承認流感死亡病例實際死于新冠病毒”、“病毒系美軍帶入武漢”、“病毒2019年底已出現在意大利”等信息一經傳播,迅速在各種社交媒體平臺上成為焦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證據并不充分的說法往往被自媒體反復包裝,以“陰謀論”的表達方式廣為流傳,演變成撕裂社會輿論和傳播民粹情緒的載體。與此同時,同一撥網友對待病毒源頭的“雙重標準”——在西方輿論污名化中國的時候群情激奮,而看到指認“病毒源頭”為別國的疑似信息時又急于“蓋棺定論”,也一樣擠壓著原本稀缺的理性輿論的空間。

                新冠病毒從哪里發源,應該以求真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窮追不舍,尤其是在它對數以千萬計的人類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關頭。至于哪個國家應該和能夠為新冠病毒負責,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容易把人們帶入非此即彼的死胡同。

                如同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許多重大傳染病疫情,如同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人們已經遭遇的SARS、MERS、埃博拉和H1N1、H7N9等疫情,抗擊新冠疫情的責任,勢必要由所有受到疫情威脅的人們來共同負責。世衛組織正是吸取歷史的教訓,于2015年發布了命名新型人類傳染病的最佳實踐,明確提出疾病命名應避免與地域、種族、人名等相關聯。

                病毒無“國籍”,也無國界,以鄰為壑、袖手旁觀乃至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結果,無非是讓自身面對疫情肆虐時少一些國際道義的支持、少一些共同御敵的戰友。

                全球疫情正處于暴發期,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未如此寫實。無論是打“下半場”的美國和其他國家,還是打滿全場的中國,都仍然面臨險峻的考驗。異化“病毒源頭”的爭鋒如果持續進行,既與科學精神相悖,也于遏制疫情無益,引發的對立將撕裂全人類的抗疫防線。(責任編輯:高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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